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各国携手打击仇恨言论

而不同类型的权利相互之间也存在价值排序的问题，这种权利类型外部的排序须在内部排序之前完成。

该期限以相对人得知重新进行的理由之日起计算。原因很简单，行政机关本无时间裁量权，就没有必要判断不作为状态是否已经逾越了法定或者合理期限。

因为，深圳市政府、南京市政府可以在制定行政规章与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之间进行选择性裁量。在特定情况下，通过深入挖掘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亦即通过对宪法和法律进行合目的性解释的途径也可以导出行政机关的立法义务。国务院有义务制定行政法规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使所有公民，包括农村村民像人那样地生存。……依此规定，在行政法规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实施细则等情况下，长沙市政府必须制定行政规章而不能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在起草过程中，反复征求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各航空公司、机场、保险公司、广大旅客、货主和各方专家的意见，研究借鉴世界各国国内航空运输赔偿责任方面的有关规定，前后修改了三十余稿，形成了向国务院的报批稿，上报国务院。

[39]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2002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0号公布。{11}针对此类案件，法院形式上要审查的是行政机关是否负有作为义务、是否有所不为，实质上要审查的却是现存法律是否与上位法抵触或者是否已经丧失了事实基础。由于劳教审批过程中缺少应有的监督和制约，在实践中，破坏法制、侵犯人权的现象屡屡发生，如随意决定劳教期限，随意提前解除劳动教养或者减少、延长劳动教养时间等。

立法机关的立场是将其立法化，制定独立的有别于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法律，即《违法行为矫治法》。这一过程没有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和辩护律师的参与，也没有听证制度。与此同时，在同一案件中，罪行较重的人员适用刑罚，处以期限较短的有期徒刑，而罪行较轻的人员不构成犯罪，但劳教期限长于有期徒刑的情况也时有出现{2}。参见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5 - 779页。

另外，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的规定，四类危害社会的行为，凡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无论是与刑罚比较，还是与治安处罚相比较，劳动教养在制度设计上都具有不合理性和不协调性。

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四是强制隔离戒毒适用的条件和标准不明确，容易造成错案。五是在监督方式上，综合运用职务犯罪侦查权、职务犯罪预防权、调查权、检察建议权等多种监督手段，确保监督的效果。第46条规定：公民或者组织对人民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向人民警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

三是对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是否可以收容教养，存在较大争议，需要明确。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规定了收容教育，而1994年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规定卖淫嫖娼处罚时却没有把收容教育纳入其中，按照法律适用中的新法优于旧法原则，这意味着收容教育已经被否定。一方面解决行政限制人身自由矫治措施欠缺及时有效的外部监督的问题，另一方面促进其实施过程的规范化、法治化。【摘要】行政限制人身自由矫治措施，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一措施在法律依据、适用条件、运行程序、救济措施、监督机制、实施效果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

虽然法律规定相对人对劳动教养决定不服有权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但复议机关很少在复议过程中推翻原先作出的劳教决定。同一种案件，基本情节相同，可能由于审批机关和审批人员的法律意识、法律水平和执法习惯的不同，而处以轻重悬殊的劳教期限。

允许被诉人自行辩护和聘请律师辩护，允许上诉，二审终审。(2)它是较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的处分，而不是短期、临时性、惩戒性的措施。

另外，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5条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事关立法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未能在理论上得到澄清。对此，学者们曾预言：这意味着创立了五十多年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将向违法行为矫治制度过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42条规定：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和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例如，有人只吸了一次毒即被抓获，当时尿检呈阳性，也有证据证明其吸毒，按照规定可以被认定为吸毒成瘾，但从医学判断其并未成瘾，这样以戒毒的名义被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既无必要也显失公平。[2]有学者认为，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之外尚有两块领地专属劳动教养，其一是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屡教（罚）不改，治安管理处罚不足以惩戒，刑法上又没有相应罪名。

其执行方式与社会相隔离，矫正教育环境的封闭性明显与社会上未成年人教育环境的高度开放、与我国社会的开放程度形成较大的反差。五是更新、改革、发展劳动教养工作的需要。

1987年，劳动教养立法被列入我国的七五立法规划，1991年和1995年又分别被列入我国的八五立法规划和九五立法规划。三、行政矫治措施的未来出路和发展方向笔者认为，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二是收容教育的期限为6个月至2年。根据《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年至3年，必要时延长1年。

从而明确确立了检察机关对劳动教养活动的法律监督地位，同时，也为检察机关对其他行政限制人身自由矫治措施实施法律监督开创了先例、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被收容教养的对象应当符合三个条件：行为已经构成犯罪。(3)它是由行政机关依据行政程序作出的，而不是通过司法程序作出的处分{1}(P.2-3)。经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对其处劳动教养2年，送回当地执行。

再如尿检材料的可靠性、权威性如何证明，哪个部门具有尿检鉴定资格，当吸毒嫌疑人拒绝尿检如何处理等，法律均未明确规定，因此执法部门在工作中经常遭到质疑{1}(P. 397)。四是系统总结劳动教养工作的历史经验，把劳动教养工作的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的需要。

{3}马展宏：劳动教养制度与法治的冲突和改革探析，载《广东法学》2003年第3期。既然法律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条件、界限没有明确的、具体的规定，那么必然导致实践中因没有具体标准而随意操作。

适用劳动教养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行为人是属于屡教不改或者其行为是不够刑事处罚。对曾经吸过毒，但有证据证明其没有继续吸毒，且查获时尿样毒品检测为阴性的，不认定为成瘾。

（四）法律救济不完备且具有事后性，相对人身陷囹圄很难维权，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公安机关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过程中，集调查权、指控权、决定权于一身，相对人只是消极客体，很难行使诉权、辩论权等程序性权利。强化对这一措施的改革力度，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已是当务之急。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劳动教养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劳动教养场所执行活动是否合法方面。相关的立法改革，从1986年酝酿至今，已经过二十余年、四个五年立法规划，仍难以出台，足以说明通过立法改革解决现实问题尚不具备条件。

尽管学界对行政矫治措施改革的观点纷呈，理由各异，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尽管不少专家学者呼吁在刑法中规定保安处分专章，将劳动教养等保安处分化，但是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立法机关的认同。1991年最高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明文规定：公民对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劳动教养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却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排除在外，是明显的立法疏漏。而同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2006年3月1日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收容教育问题上，与此前的相关法律规定均有所不同。

这些问题在现有制度框架内难以解决。如果是法院，那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劳动教养案件都要先经过审判程序。